原文地址：http://www.mayi.com/article/68957.html 作者：陈琛
一百年前，中国突然进入一个特殊的时代，在那段时间里报纸、杂志是新兴的玩意儿，管制的强度还没有后来那么大，所以那段岁月成了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百家争鸣、言论自由的年代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，当时中国政治势力是分裂的，在不同的地方政治压力都不一样。这就像战国的时候，思想界呈现无政府状态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。
当年的报刊和今天的报刊最大的区别是，当年的报刊是玩命的，是随时准备失败的、准备被查封的，不像今天的报刊是玩钱的，是玩品味的，是一直玩到倒闭的。
1、梁启超
梁启超年仅23岁的时候就一人担负起《时务报》全部的编撰事务，后来他在《创办时务报原委记》中这样回忆道：“六月酷暑，洋蜡皆化为流质，独居一小楼上，挥汗执笔，日不遑食，记当时所任之事……”梁启超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，用“笔锋常带感情”的文字来感染了整整一代人。每日能写五六千字，且“落笔成章，无须润色”。像《清代学术概论》这样的学术名著仅用15天就完成了，《戴东原先生传》是用一昼夜作成的，《戴东原哲学》则是接连34个小时不睡觉赶成的。所以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梁启超生在今天，他写博客一定是很带劲。不过不知道能否像当年那样有号召力，也许现在就是流行徐静蕾这样的。国外的博客倒让我感觉是在“秉承”梁启超的那种激情。
梁启超在《时务报》第一篇文章中就对“报人”做出了“定位”，那时候报人习惯叫“主笔”。他认为，真正的报人应该是像英国《泰晤士报》主笔那样的独立不羁，梁启超本人的一生无疑是以这种形象为参照的，始终坚持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立场。无独有偶，在梁启超之前的王韬也对《泰晤士报》极为推崇：“英国之泰晤士，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，国家有大事，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，盖主笔之所持衡，人心之所趋向也。”
2、胡适
如果说梁启超那代人一直用写政论的方式来办报，那么陈独秀办《新青年》则慢慢发展出一条新路，认为解决当时中国的政治不能只靠政治，要靠文艺、伦理、思想方面的变革。这种思路使《新青年》最初是有意识地远离政治，比政党之间出于争权夺利的需要而宣传的思想要博大得多、深刻得多。胡适就曾经用尼采“重估一切价值”和禅宗和尚“达摩东来，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”来诠释他的态度。他说：“我这里千言万语，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。被孔丘、朱熹牵着鼻子走，固然不算高明；被马克思、列宁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，也算不得好汉。我自寻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。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，教我的少年朋友一点防身的本领，努力做一个不受惑的人。”
当《新青年》转变成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，胡适干脆脱离《新青年》自己创办了一份自由主义杂志《独立周刊》，来宣传自己的“健全的个人主义”人生观，认为自由主义者应该像斯铎曼医生一样，永远甘于做一个“特立独行之士”，哪怕被公众舆论视为“国民公敌”——因为，“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”。他的话对后来的李敖深有影响。
3、张季鸾
张季鸾被称为“外圆内方”的斗士，表面上平易谦和，内心却极有原则。他最引人注目的贡献是创立了“四不”原则，或者叫“八字箴言”：不党、不卖、不私、不盲。如果用现在更好理解话来讲这“四不”原则，不党是政治独立，不卖是经济独立，不私是完全公开，不盲是实事求是。这就比梁启超等人的办报原则具体一些。张季鸾和同时代的人一样，也显然受到梁启超的影响，时人评价他“其文风如昌黎、如新会”，昌黎指韩愈，新会就是梁启超。
“随时准备失败”就是张季鸾说的，说明他坚持自己的理想的时候，何尝不知这是与虎谋皮？
4、储安平
关于储安平这个人，在历史书上从来没有出现过，就好像从没有这个人一样，事实上他不仅存在过，而且还有过很大影响。所以先粗糙地介绍一下他的生平：
储安平生于1909年，1946年开始创办《观察》，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、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。1957年6月储安平响应号召，“大鸣大放”，做了“党天下”的发言，被打成右派。1966的9月上旬储安平“失踪”，生死不明。有投河自杀、蹈海而死、出家做和尚和被红卫兵造反派活活打死等传说，但均未得到确证。1982年，中央统战部正式做出“死亡结论”。
《观察》是储安平创办于1946年9月1日的杂志，因敢于抨击国民党政权，提倡“民主、自由、进步、理性”，后被国民党查封。《观察》的创刊是一个很大的历史事件，因为它把当时的自由主义分子都调动起来，一出世就让时人目瞪口呆。除了那篇宣言《我们的志趣和态度》提出民主、自由、进步、理性四个基本原则之外，还把68位撰稿人的名字赫然写在创刊号的封面上，这里面有马寅初、钱锺书、傅斯年、梁实秋、费孝通、卞之琳等一大批知识精英，可以想见储安平当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。
5、李敖
李敖这个人具有不平凡的特质，例如他经过很多打压，但从来没有消沉过。要知道，在今日社会中，有才华有锋芒的人，往往活得很辛苦，也会很短命。而李敖在压力下面活得活灵活现，至少是看上去很逍遥很顽强的人。他今年已经72岁，古稀之年依然意气风发，保持一颗年轻的心，这本身就是值得推崇的生活方式。虽然他常常表现为一个偏执狂，但从客观上来讲，他的积极意义要远远大于消极意义。他的很多观点都具有启发性，也非常振奋人心。他一直以伟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让自己逐渐成长为一个大气魄大气派的男子汉。
从学术上来看，他常常用很精辟的话拆穿那些道貌岸然的学术面具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和鲁迅的精神是一致的，甚至比鲁迅做得更彻底，更决绝。这里有一系列原因。鲁迅是一个尖刻严肃的斗士，而李敖是一个嬉笑怒骂的斗士。李敖的性格对他来说是非常有利的，就像叔本华一样，首先从肉体上取胜，“你们都死了我还活着”。
李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，所以他是复杂的。因为争议理解起来更不容易。看人还是要从大的角度去看，至于小错误，比如个人生活上的细节，不能作为评价一个人的主要标准。而且他本人也这么看。
26岁的李敖在《文星》发表文章，受到主编陈立峰的赏识，陈立峰把李敖推荐给肖孟能，后来陈离职后，李敖开始接任《文星》的主编，把《文星》做成批判型思想杂志，最终遭到国民党当局查禁。
李敖写过一篇《新闻——报纸像杂志》，说：“回忆中国的报纸史，真叫人发思古之幽情，令人怀念那些脱法而出或逍遥法外的‘老祖宗报’。”因为像清朝末年那样的专制时期，清政府的《大清印刷物专律》、《大清报律》都非常宽大，像袁世凯这样想复辟帝制的人，还取消了“预审制”。国家到了自诩民主、共和的政党手里，反而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。
在国民党一手遮天的台湾政局下，李敖用随时准备坐牢的心态写书、办报纸、办杂志，真的是玩命。不过他最聪明的做法是特立独行，既不组党也不加入其他任何政党，只坚持追求言论自由。像雷震办《自由中国》本身是不会有那么严重后果的，但雷震要组党，建立“中国民主党”，就被国民党抓起来了。李敖第一次作为政治犯入狱，其实也跟他搭救台独分子彭明敏有关。如果他不卷在那个圈子里，始终坚持特立独行，反而更安全些。
当然这是事后来看的，对当时的局中人来讲，这些不会像现在看起来这么清楚，没有人知道所谓的底线在哪里，所以对自己的命运自己并不能真的把握。
我一直不理解的是李敖对待互联网的态度。他利用媒体的本领还是很强的，无论是报纸、杂志、电视，他都充分利用，从不回避。只有对电脑，他表现出抵制的态度，也许他真的老了。在报纸上，他有《求是报》，杂志上他有《千秋评论》，电视节目他有《李敖笑傲江湖》、《李敖有话说》。利用这些媒体，李敖在前电脑时代把他的个人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。
